李世民和秦始皇，汉武帝，亚历山大大帝都不太一样。他缺乏破坏的动力，也缺乏创造的趣味，他在位期间，他的活力被小心翼翼地压迫和约束着，以理智冷静地统治他的帝国。

作为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他对利弊的衡量极其敏感，他要求自己与自己的政府为帝国的长远利益负责，且期待这种责任不因为个人的弱点而被消解。出于这种考虑，他以制度性的手段规范他的政府，并允许这种规范时或——时常地凌越到他的皇权之上。这使得贞观时期出现了一种富于特色的理性行政。但令人遗憾的是，理性的制度终究只是在皇权的纵容之下，才临时性地占据了主导。依赖于太宗美德的制度并不能使突破到下一任君主，甚至不能够完整地贯彻太宗的任期。

但即便如此，即便我们对于这位伟大的君主的私德的想象有所亏损，他的伟大，他的贡献，他的象征意义仍是不可否认的。他对于中国政治的文明化有着难以替代的地位，他树立的政治理想和君主的标准正面地塑造了中国古代文明。比起尧舜，他是更为切近和真实的唐儒的圣君。

在这一点上，与他共有千古一帝之一美称的秦始皇和康熙都不能够与他相比——即使前者那样深刻地影响，甚至是根本地塑造了中国古代的政治形态，而后者在大一统中国的形成上有着卓越的贡献。

因此，虽然李世民并不是中国最为知名的帝王，他缺乏秦始皇那样开天辟地的政治建设和规模惊人的工程造物，但他依旧是最为“中国”的君主之一，他与亚历山大大帝等西方君主的对比，能在根本上昭示中西两种文明的不同，显示出一个农耕文明的特质和诉求。

此外，他还有一些吸引我的特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强健的领导型人格和他强大的自我抑制力的对抗。约束使他更为完满，也更为称职地履行了他的权力义务和道德责任，而他偶然显露的真性情，又使他显得坦率、自信、多情和富有生命活力。

这种对抗同时增添了矛盾双方的真实性，同时将他神化与人化，构造与解构，不仅使他的历史形象充满魅力，也参与到了对唐王朝气度的塑造。他的人格借由他的政治设计，他的政治活动和他对于文化的根本态度——一种自信而开放的态度，深入地塑造了这个汉人王朝，更进一步塑造了这个民族。在这一点上，我们可能低估了他。

我们，是唐人的子孙。如果我们向前追溯，天可汗的声音，还流淌在我们的血脉中。